目前，普遍认为宪法委托是宪法赋予立法者一个有拘束性的命令，来颁布法律，以贯彻宪法之理想，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立法者的一种政治或伦理的呼吁，而是一个有强制性的、法拘束性的义务。

其实各国宪法都有这样一些条款，虽然社会历史变迁而不起作用。于此可见，宪法学这门极为艰难的学问被简化到这样的程度：即只要有一个公式，所有的问题比照它一套，任何疑难均迎刃而解。

关于阶级斗争条款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条款的性质，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也曾予以明确地解释。具体地说，法教义学对本国实在法持信仰态度，也就是法教义学以本国实在法作为其展开工作的前提和范围。在1982年宪法起草的过程中，有些委员反对将该条款写进宪法，他们认为过去许多社会紧张现象，包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混乱都是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造成的。法治国家的保障机制对宪法内的每个政治性要素都施加了实质性的限制。本文摒弃宏大叙事之路径，力图从微观入手，尝试对阶级斗争条款的规范内涵与立法目的、宪法界限与效力效力的表现形式进行一种体系化的思考，以厘清其在我国法秩序内所承载的意涵。

另见张明楷：《刑法学》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27页。1958年，西德联邦宪法法院在吕特案的判决中即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即基本权利主要是人民对抗国家的防卫权，但在《基本法》的各个基本权利规定中也体现了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被视为宪法上的基本决定，有效地适用于各个法律领域。行政上的强制，或者武装的强制。

与此同时，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和武装部队的领导机关，组织各方面人士8000余人参加了对中共宪法草案的讨论，共提出修改意见共5900余条。毛泽东被迫改变会议议程批陈。美国立国的关键是解决各州人民主权向全国人民主权的过渡，所以立宪过程中，大州和小州的争议和妥协贯彻始终。……无论是什么样的处罚，只能用两种方法来施加：由法院和司法人员施加，或者由军事力量来施加。

人民共和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共和国，人民共和是人民对自己的统治。经过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最后修改之后，9月15日，宪法草案提交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1953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召开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社会契约论》，卷一，第六章） 显然，集体的民族和阶级是革命和斗争的主体，而只有作为个体的公民和国民才是立宪和守法的主体。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这一点上，中国也没有盲目学习苏联各民族共和国加盟共和的模式（苏联宪法还承认各加盟体有退出权，这为日后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而采用民族区域自治和照顾少数民族代表权方式解决民族共和问题。

人民共和是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的自我统治，人民主权可以通过民族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集体行动来建立，但要永远在一国之内建立宪政和法治，用法律的强制代替武装的强制，却只能通过以个体公民为本的公民共和来进行。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规定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步骤。对此，毛泽东指出：武装力量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部队，一部分是部队以外的武装力量，如果照原文的写法，好像部队以外的武装力量不归主席统率了。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由来自14个党派、全国9个区域、16个团体以及人民解放军和特邀的代表共662人组成。

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82年宪法带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恐惧恢复了国家主席制度，但严格限制在程序性、礼仪性事务上。

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54宪法是毛泽东为自己量身定做的。

（《宪法史》页223-224） 三，主席统率武装，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这里主席的交议权，实际上是政党政治和国家宪政的连接通道。舍此，亦不能保证稳定地执行法律。只有这样，大多数人民才可能成为分享主权权力的平等的、主动的公民，而人民主权也可能无须任何中间环节，牢牢地建立在所有公民和每个公民的身上，而这是民主宪政建立的前提。然而，在1970年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仍然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公开提了出来。要永远在以一国之内消除战争状态，就必须把人民主权建立在每个个体公民身上，因为针对集体的违法，只能用武装去强制。

阶级共和观念对1953年《选举法》的影响，体现在城市和乡村应选代表的不同的人口比例上。对法律观念来说，主要是必须附有制裁手段。

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审议和讨论的基础形成了正式的宪法草案。照顾少数民族代表权分配的条款没有出现这样的后果，是因为各少数民族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中仍然是少数，并没有反过来成为多数。

华盛顿的内阁里虽然也有党争，但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政党政治当时却还没有发明，华盛顿力图调和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和杰弗逊、麦迪逊等民主共和党人之间的党争，但他本人却不是任何一党的领袖。可见，共和政府的概念要求政府应该由选举这一方式授权产生，共和政府并不排斥间接选举，但选举应该是普遍和平等的。

设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随着形势发展，选举产生的代表越来越多，到1952年9月，由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一般已达到总数的80%以上。二，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常务委员会也可以立即开会，可以立即下命令行动起来。

农村地区发动农民清匪反霸，进行土改，组织农会，在农会的基础上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毛说，如果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六万句。

1949年9月30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外交在内的国家权力。一如《联邦党人文集》第15篇所说：政府意味着有权制定法律。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被压迫阶级的共和，人民共和才可能成为多数人民的共和，而不是少数贵族的共和。当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时，他同时也在以党的领袖身份，召开党中央的会议，这和内阁制下，内阁总理以党的领袖身份组阁开会是一样的道理。

20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说，锦涛同志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接任军委主席的职务顺理成章。也就是，就公民个体来看是不平等的，但从民族整体来看，则保证了大小民族之间的平等，维护了民族共和。（《宪法史》，页328） 1959年之后，最高权力层面党政分离，党的领袖和国家元首分别由两人担任，客观上阻碍了政党政治与国家宪政的互强。武力执行必然会成为强迫服从的唯一工具。

  二、人民共和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建立 人民共和的实质是人民主权，要在一个几亿人的大国落实人民共和，不可能采取直接民主，而只能采取代议制民主的政府形式。民族革命建立和巩固了中华各民族的共和，阶级斗争则建立和巩固了中国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和。

这样，应该认为是合理的。从1954年1月9日开始，经过毛泽东领导的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的起草工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的讨论，到3月15日形成中共中央的宪法草案初稿。

因为只有个体才是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从3月23日到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了七次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审议，毛泽东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七次会议。